變文-- 名劇的今體前身 黃紹明
從中國文學史上來說,唱歌和講故事可算是文學的前身,亦即所謂「說唱」。說唱文學,早在遠古已有,近代發現的敦煌卷中證明了這個說法。而現藏於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館中從東漢墓穴發掘出來的灰陶說書俑,一手持鼓,一手比劃,便是早期唱曲文化的描摹。晚唐詩人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一詩,更提供了由說唱而至「變文」藝術的演變。「變文」是用當時口語的通俗文字寫成,有說有唱,加上畫面,和故事相應。相傳最早出於佛道傳佈。「變文」由動畫轉變至戲文的演繹,可以說是戲曲的進化過程。變文中有很多民間故事,往往牽扯一個歷史人物為主角,再不斷變本加上民間傳說的神奇情節,這種風氣,與時俱增,所以許多學者認為「變文」即是「變相之文」,甚至是「神通變化」。明代李卓吾說「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故劇本亦被稱為「傳奇」,其旨在變。袁宏道甚至說水滸比史記更為奇變。從戲劇的角度上看,這說法絕對正確,本文題義亦以此為據。這裡,且以名劇「竇娥冤」和「琵琶記」兩組獨立的系列為例,讓讀者領悟戲劇的「神通變化」。
漢代「淮南子‧覽冥訓」中有一段古老傳說,其文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大意說庶母之小姑為爭產弒母,且誣告庶女,庶女受冤呼天,天為之作雷雹,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體,海水亦大溢而出。這故事開啟了以後戲劇中天怒甚至天譴情節的先河。
魏晉南北朝時期,干寶之「搜神記」內「東海孝婦」篇中,承受了「庶女叫天」的天譴情節,描寫一個漢代孝婦周青遭誣陷被判死刑,,行刑時頸血噴飛旗竿,死後當地遭三年大旱。這故事直接影響了元代名劇「竇娥冤」。
南宋時,民間流傳「趙貞女蔡二郎」戲文,承接了「東海孝婦」的天譴情節,只是把孝婦改為貞女。故事說蔡伯喈上京赴試,貪戀富貴功名不歸,其妻趙五娘獨自支撐門戶,在公婆亡後上京尋夫,伯喈不認妻,以馬踩踏五娘,伯喈遭雷轟而死。這戲文開啟了另一系列的「變文」「琵琶記」。
元代名劇家關漢卿採納了「東海孝婦」的血濺旗竿和三年大旱,在「竇娥冤」劇內三願中出現,寫竇娥三歲喪母,被父賣給人家作童養媳,十七歲結婚不久夫死,被受流氓張驢兒逼害,被誣殺人,官判死刑,行刑前竇娥指天發下三樁「無頭願」:一是死後必血濺白練,半點兒不沾地,二是六月飛霜,遮蓋她的屍體,三是大旱三年,以白己冤。這三願奇蹟地在她死後一一出現。這動人情節,筆者認為是「東海孝婦」的變文。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說這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這戲劇對以後的戲劇影響甚大,因為被列入中國十大古典悲劇,熱遍全國,計有八十多個劇種,尤其是河北梆子戲,戲中之竇娥三願解讀為上天伸張正義,竇娥雖死,但沉怨得雪,以滂沱大雨表示洗冤收場,可算是演繹上的「變文」。而承接「竇娥冤」的「變文」是明朝的葉憲祖和袁于令。在「金鎖記」一劇中,金鎖為盟,婚後遭逼害,丈夫蔡昌宗覆舟沉入龍宮,但沒死去,竇娥臨刑天降大雪,其父竇天章重審,竇娥得救,父女夫妻團圓,喜劇收場。而以後的「六月雪」又將蔡昌宗改寫赴京考試,途中被張驢兒買兇加害不死,且中狀元為官,行刑前親審冤案,真相大白,團圓結局。其實戲中的「六月飛霜」並不是關漢卿所創,而是取自歷史,鄒衍因燕惠王誤聽讒言被屈入獄,放聲大哭,感動上天而六月飛霜的故事,戲劇大師只是把它借過來「變文」一用而已。
前述另一系列的「變文」,便是元末明初高明寫的「琵琶記」,將宋代的「趙貞女蔡二郎」中棄親背妻而遭天譴的蔡伯喈修改形象為全忠全孝,雖然高中狀元,還當了牛丞相的女婿,因思妻情切,得牛小姐同情,幫助伯喈與五娘庵中相認,喜劇收場。
我對以上兩系列的「變文」,有以下的意見:
一) 關漢卿的「竇娥冤」既能被列為國家十大悲劇之一,以後的「變文」,只能按此版本略變,很難大改,而且只能是原著的「副產品」,否則便不是「竇娥冤」,雖然有數十個不同劇種,亦有將原著的悲劇告終改為喜劇收場,這可能是編劇家創新求變的意欲和男女主角戲份平衡的理由。變是好事,但變而能青出於藍者,難矣!
二) 「琵琶記」在清代名戲劇評論家李漁筆下認為是元曲結構最鬆散、前後矛盾和錯誤甚多的作品,例如兒子中了狀元,三年而家人不知,入贅相府,享盡榮華富貴而不差遣一個僕人送訊,卻委托過路人揹帶家書。趙五娘千里尋夫,只一人而無人陪伴,卻不考慮是否真的能保持名節,誰能為她證明?趙五娘賣髮葬親,更令人懷疑,因為有仗義疏財的張大公在,沒理由受人所託而不顧。筆者認為最沒有文人道德的是將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蔡邕(伯喈、蔡文姬的父親)放入劇中。以上各點,粵劇大師唐滌生在他編寫的「琵琶記」劇本中也沒有將之改寫。李漁在「審虛實」文中說:「蔡邕之餓莩其親,五娘之幹蠱其夫,見於何書?」歷史告訴我們,蔡邕在董卓被王允、呂布殺後,被陷而死於獄中,這個變文,陷他不孝不義,殊非正途,難怪陸游也詠嘆:「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了。李漁認為「歷史不可改」和「姓名事實必須有本」,這點我很認同。所謂「本」,是人與物與事的結合,不要完全失真。
戲曲「變文」,利用歷史人物,自古至今,彼彼皆是,除了上述的「琵琶記」外,最為人所知的孟姜女和王昭君,和「琵琶記」中的蔡邕一樣,都在戲劇大家筆下變身。古詩「西北有高樓」中:「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所述的杞梁是齊國大將,戰死於莒,其妻在齊城枕屍痛哭,十天後城牆被她哭倒,但後人將之變為杞梁築長城而死,孟姜女「哭倒長城」,例如明代戲曲「長城記」。其實杞梁戰死時還未有長城,但故事感人,哭倒長城,流傳千古,而人(孟姜女)與物(城牆)與事(哭倒),乃合乎我之所謂原則。這類「孟姜女變文」,無傷大雅,這也是我對李漁的歷史觀宏觀的解讀。而元曲家馬致遠的「漢宮秋」寫王昭君秋天出塞,留下漢衣裳,還在番漢交界處,投江自殺,但歷史是昭君於竟寧元年和親,同年夏天漢元帝即下世,何來漢宮秋?而且歷史上王昭君亦非投江而死,這個「變文」,違反了明代公安派所謂「尚變崇真」之理,和李漁的歷史原則。筆者認為戲文可以變,但百變不離其宗,在娛樂的前題下,也應要在國民教育角度來看,要合乎李漁所謂戒諷刺、戒荒唐和審虛實,才不致誤導戲迷,曲友甚至世人。
最後,且引用「七俠五義」第一回內詩句,作季康子變成李麻子那超實「變文」的一個概描作結:
史策流傳已不真,
稗官小說更翻新。
季康子與李麻子,
嚼爛古今多少人?
變文-- 名劇的今體前身
二零二零年四月(新版,初稿刊於2011年7月多倫多文藝季)
從中國文學史上來說,唱歌和講故事可算是文學的前身,亦即所謂「說唱」。說唱文學,早在遠古已有,近代發現的敦煌卷中證明了這個說法。而現藏於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館中從東漢墓穴發掘出來的灰陶說書俑,一手持鼓,一手比劃,便是早期唱曲文化的描摹。晚唐詩人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一詩,更提供了由說唱而至「變文」藝術的演變。「變文」是用當時口語的通俗文字寫成,有說有唱,加上畫面,和故事相應。相傳最早出於佛道傳佈。「變文」由動畫轉變至戲文的演繹,可以說是戲曲的進化過程。變文中有很多民間故事,往往牽扯一個歷史人物為主角,再不斷變本加上民間傳說的神奇情節,這種風氣,與時俱增,所以許多學者認為「變文」即是「變相之文」,甚至是「神通變化」。明代李卓吾說「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故劇本亦被稱為「傳奇」,其旨在變。袁宏道甚至說水滸比史記更為奇變。從戲劇的角度上看,這說法絕對正確,本文題義亦以此為據。這裡,且以名劇「竇娥冤」和「琵琶記」兩組獨立的系列為例,讓讀者領悟戲劇的「神通變化」。
漢代「淮南子‧覽冥訓」中有一段古老傳說,其文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大意說庶母之小姑為爭產弒母,且誣告庶女,庶女受冤呼天,天為之作雷雹,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體,海水亦大溢而出。這故事開啟了以後戲劇中天怒甚至天譴情節的先河。
魏晉南北朝時期,干寶之「搜神記」內「東海孝婦」篇中,承受了「庶女叫天」的天譴情節,描寫一個漢代孝婦周青遭誣陷被判死刑,,行刑時頸血噴飛旗竿,死後當地遭三年大旱。這故事直接影響了元代名劇「竇娥冤」。
南宋時,民間流傳「趙貞女蔡二郎」戲文,承接了「東海孝婦」的天譴情節,只是把孝婦改為貞女。故事說蔡伯喈上京赴試,貪戀富貴功名不歸,其妻趙五娘獨自支撐門戶,在公婆亡後上京尋夫,伯喈不認妻,以馬踩踏五娘,伯喈遭雷轟而死。這戲文開啟了另一系列的「變文」「琵琶記」。
元代名劇家關漢卿採納了「東海孝婦」的血濺旗竿和三年大旱,在「竇娥冤」劇內三願中出現,寫竇娥三歲喪母,被父賣給人家作童養媳,十七歲結婚不久夫死,被受流氓張驢兒逼害,被誣殺人,官判死刑,行刑前竇娥指天發下三樁「無頭願」:一是死後必血濺白練,半點兒不沾地,二是六月飛霜,遮蓋她的屍體,三是大旱三年,以白己冤。這三願奇蹟地在她死後一一出現。這動人情節,筆者認為是「東海孝婦」的變文。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說這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這戲劇對以後的戲劇影響甚大,因為被列入中國十大古典悲劇,熱遍全國,計有八十多個劇種,尤其是河北梆子戲,戲中之竇娥三願解讀為上天伸張正義,竇娥雖死,但沉怨得雪,以滂沱大雨表示洗冤收場,可算是演繹上的「變文」。而承接「竇娥冤」的「變文」是明朝的葉憲祖和袁于令。在「金鎖記」一劇中,金鎖為盟,婚後遭逼害,丈夫蔡昌宗覆舟沉入龍宮,但沒死去,竇娥臨刑天降大雪,其父竇天章重審,竇娥得救,父女夫妻團圓,喜劇收場。而以後的「六月雪」又將蔡昌宗改寫赴京考試,途中被張驢兒買兇加害不死,且中狀元為官,行刑前親審冤案,真相大白,團圓結局。其實戲中的「六月飛霜」並不是關漢卿所創,而是取自歷史,鄒衍因燕惠王誤聽讒言被屈入獄,放聲大哭,感動上天而六月飛霜的故事,戲劇大師只是把它借過來「變文」一用而已。
前述另一系列的「變文」,便是元末明初高明寫的「琵琶記」,將宋代的「趙貞女蔡二郎」中棄親背妻而遭天譴的蔡伯喈修改形象為全忠全孝,雖然高中狀元,還當了牛丞相的女婿,因思妻情切,得牛小姐同情,幫助伯喈與五娘庵中相認,喜劇收場。
我對以上兩系列的「變文」,有以下的意見:
一) 關漢卿的「竇娥冤」既能被列為國家十大悲劇之一,以後的「變文」,只能按此版本略變,很難大改,而且只能是原著的「副產品」,否則便不是「竇娥冤」,雖然有數十個不同劇種,亦有將原著的悲劇告終改為喜劇收場,這可能是編劇家創新求變的意欲和男女主角戲份平衡的理由。變是好事,但變而能青出於藍者,難矣!
二) 「琵琶記」在清代名戲劇評論家李漁筆下認為是元曲結構最鬆散、前後矛盾和錯誤甚多的作品,例如兒子中了狀元,三年而家人不知,入贅相府,享盡榮華富貴而不差遣一個僕人送訊,卻委托過路人揹帶家書。趙五娘千里尋夫,只一人而無人陪伴,卻不考慮是否真的能保持名節,誰能為她證明?趙五娘賣髮葬親,更令人懷疑,因為有仗義疏財的張大公在,沒理由受人所託而不顧。筆者認為最沒有文人道德的是將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蔡邕(伯喈、蔡文姬的父親)放入劇中。以上各點,粵劇大師唐滌生在他編寫的「琵琶記」劇本中也沒有將之改寫。李漁在「審虛實」文中說:「蔡邕之餓莩其親,五娘之幹蠱其夫,見於何書?」歷史告訴我們,蔡邕在董卓被王允、呂布殺後,被陷而死於獄中,這個變文,陷他不孝不義,殊非正途,難怪陸游也詠嘆:「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了。李漁認為「歷史不可改」和「姓名事實必須有本」,這點我很認同。所謂「本」,是人與物與事的結合,不要完全失真。
戲曲「變文」,利用歷史人物,自古至今,彼彼皆是,除了上述的「琵琶記」外,最為人所知的孟姜女和王昭君,和「琵琶記」中的蔡邕一樣,都在戲劇大家筆下變身。古詩「西北有高樓」中:「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所述的杞梁是齊國大將,戰死於莒,其妻在齊城枕屍痛哭,十天後城牆被她哭倒,但後人將之變為杞梁築長城而死,孟姜女「哭倒長城」,例如明代戲曲「長城記」。其實杞梁戰死時還未有長城,但故事感人,哭倒長城,流傳千古,而人(孟姜女)與物(城牆)與事(哭倒),乃合乎我之所謂原則。這類「孟姜女變文」,無傷大雅,這也是我對李漁的歷史觀宏觀的解讀。而元曲家馬致遠的「漢宮秋」寫王昭君秋天出塞,留下漢衣裳,還在番漢交界處,投江自殺,但歷史是昭君於竟寧元年和親,同年夏天漢元帝即下世,何來漢宮秋?而且歷史上王昭君亦非投江而死,這個「變文」,違反了明代公安派所謂「尚變崇真」之理,和李漁的歷史原則。筆者認為戲文可以變,但百變不離其宗,在娛樂的前題下,也應要在國民教育角度來看,要合乎李漁所謂戒諷刺、戒荒唐和審虛實,才不致誤導戲迷,曲友甚至世人。
最後,且引用「七俠五義」第一回內詩句,作季康子變成李麻子那超實「變文」的一個概描作結:
史策流傳已不真,
稗官小說更翻新。
季康子與李麻子,
嚼爛古今多少人?
變文-- 名劇的今體前身
二零二零年四月(新版,初稿刊於2011年7月多倫多文藝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