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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韻心聲 網絡版
粵曲與變文 黃紹明 「變文」是我國古典文學上的一個名詞，顧名思義，「變文」即是變相之文，和「說唱」文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種文化，早在遠古已有，近代發現的敦煌卷中各種類型的說唱材料，證明了這個說法。而從四川成都出土，現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東漢伎人陶俑，一手持鼓，一手比劃，便是早期說唱文化的描摹。晚唐詩人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一詩，描述蜀中女藝人說唱「王昭君變文」的情景，更證明了由說唱而至「變文」的藝術演變。這種演變，再發展到戲文的演變，在這演變中，往往將歷史人物故事變相。這種變相，並不隨年代的遠去而消失，可以說，「變文」古今如是。當然，今日的粵曲也不例外，粵曲的變文，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借用古人的變文，一類是自創的變文，從娛樂的角度來看，任何變文都應無可厚非，但若從歷史、文藝和教育的角度來看又是另一回事了。這裡特別選了些著名或流行一時的粵曲，從歷史與文藝的角度和大家研究和分享，純屬個人意見，並無他意，筆者將這些曲分類為無傷大雅的變文，有誤導之嫌的變文，根據元劇的變文，和借名虛構的變文。 （一）無傷大雅的變文 有愛好粵曲的朋友們討論如果要寫一曲杞良別孟姜，是否要在曲詞中說明相別的理由是出征還是去築長城？一位朋友說：「小學生都知道是去築長城啦」，另一位朋友說：「你錯了，歷史上根本沒有哭倒長城這回事，如果不說，便主題不明，所以，說明總比不說好」。是的，歷史只有記載齊國大將杞良，戰死於莒，其妻在齊城枕屍痛哭，十天後城牆被她哭倒的記載。劉向的「烈女傳」便記載了城塌的故事，和「禮記。檀弓」內曾子說「其妻迎柩於路，而哭之哀」。很大機會，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傳說，便是由上述的記載變文而來，再而產生「孟姜女變文」的說唱。「左傳」並沒有哭的記載，而曹植則有詩句「杞妻哭梁，山為之崩」，句中的梁，即是杞良，是山崩而非城塌了。傳說中杞良變成了范杞良或范杞梁，甚至被訛化成「孟喜良」或「范喜良」。無論如何，杞良是戰死沙場而非死於築長城。 有關這故事的粵曲很多，例如近年的《天涯別恨長》、《孟姜女尋夫》、《孟姜女千里哭夫》等，和較早期林家聲和冼劍麗的《孟姜女別夫》，都是傳頌一時的歌曲。《天涯別恨長》和《孟姜女別夫》，便是築長城的變文。 一些曲內有送寒衣的情節，是出自「隋唐樂府」之「送衣之曲」。孟姜女之名字，是否也是因為詩經的「彼美孟姜」即是美女之意，而借此造出來的？則難以考證了。不過，這個故事，既能流傳久遠，縱然是說修築長城，杞妻孟姜，都應屬於無傷大雅的變文，筆者認為可以繼續歌頌下去。 （二）有誤導之嫌的變文 近年一首粵曲「錦江詩魂」，描寫薛濤病危，愛侶元微之趕回送她最後一程的情況。這曲子作了兩個很大膽的「變文」：（一）生死顛倒：根據書籍記載，元微之（元稹）生於公元779年，終於831年，而薛濤則生於770年，終於832年。雖然薛濤終於何年有很多傳說，但由段文昌為她寫墓誌銘一事來看，上述年份應最合理。元微之比薛濤早逝，何來微之趕往送薛濤最後一程？如果薛濤臨終，元稹在她身邊，又何勞段文昌為她寫墓誌銘？（二）脫離史實：據典籍記載，元微之與薛濤這對「姐弟戀」相處時間很短，元微之赴揚州後，再沒有作「崔護重來」。另一著名粵曲「錦江詩侶」也出現了時空有誤的問題，薛濤激怒權貴，被罰往松州再被召回成都時應在809年之前（按年譜計算，她罰赴松州作「十離詩」時是年約二十，即790年），而元微之使蜀則約在809年之後（按年譜是元和四年，即810年，時微之三十，濤年四十），何來元送薛「淚飛送別台」？粵曲往往將他們寫成愛情典範，殊不知元微之多情卻薄倖，他的悼妻名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竟然是「曾經滄海俱為水，除卻巫山亦是雲」，同年便和薛濤一起，兩年後更在江陵府再另娶他人。他的「會真記」（又名「鶯鶯傳」），歷代及近代學者例如魯迅和林語堂，都認為這是他拋棄家中少女的自述（元代的「西廂記」原出於此）。這類曲子，是否失去教育意義，只適合作娛樂之用？ 不但這故事的曲有「變文」，詩也有「變文」，有些詩中字句，還出現在粵曲內。且看王建的詩：「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裡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其中「琵琶花裡閉門居」一句，亦作「枇杷巷裡閉門居」，誰變誰？且勿論，清代宋長白在「柳庭詩話」中說：「洛谷中有琵琶花，與杜鵑相似，後人不知，改為枇杷。」既然薛濤脫籍，隱居浣花溪畔，寫詩做箋度日，何不以「琵琶花」取代妓女的「枇杷巷」，給「薛濤箋」主人一個尊重？ （三）與元劇有關的變文 眾所周知，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和元劇，是我中華文化不朽的代表，元曲和元劇更是普羅大眾的精神食糧。粵曲的《竇娥冤》或《六月雪》、《六月飛霜》和《大審》，和元劇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上述粵曲，描寫竇娥三歲喪母，被父賣給人家作童養媳，十七歲結婚不久夫死，被流氓張驢兒迫害，被誣殺人，官判死刑，行刑前幸得其夫趕來親審此案，夫妻團圓結局。這故事是從被列入國家十大古典悲劇之一的元劇「竇娥冤」變文而成，在關漢卿筆下，故事比粵曲更為悲慘，竇娥慘遭貪官屈打成罪，被判死刑。行刑前指天發下三樁「無頭願」：一是死後必血濺白練，半點兒不沾地，二是六月飛霜，遮蓋她的屍體，三是大旱三年，以白己冤。這三個願奇蹟地在她死後一一出現。其後她的生父竇天章得皇上任命巡查各地不平案件，見竇娥鬼魂出現，重審此案，得以申冤。其實，元劇「竇娥冤」是根據魏晉南北朝干寶「搜神記」內「東海孝婦」變文而成，「東海孝婦」描寫一個漢代孝婦周青遭誣陷被判死刑，行刑時頸血噴飛旗竿，死後當地三年大旱。關漢卿把它發揚光大了。不過，上述粵曲雖然有六月飛霜，三年大旱，但並沒有將慘情全部表達，這樣「變文」，是好是壞，見仁見智了。 第二個要說的粵曲是《漢宮秋夜雨》，曲中描寫王昭君在出塞和番前夕，秋雨淒迷，漢皇親到宮中與她道別，她留下漢衣裳的情節。這曲取材馬致遠的元劇「漢宮秋」，這元劇把昭君出塞作了很大的變文，可以說是變文中的變文，把本文第一段所說的「王昭君變文」，來個「說盡綺羅當日恨」（吉師老詩句），因恨而死的變文再變。在馬致遠的「漢宮秋」內，首先寫她留下漢衣裳，再寫她一出關便投河自盡。這種變文，雖然感人，但與「後漢書」大相逕庭，更有誤導世人之嫌，理由是：一、昭君出塞同年夏天，漢元帝便辭世，何來「秋夜雨」或「漢宮秋」？二、歷史記載昭君以德和番，在番邦生活，使漢匈和睦相處，數十年沒發生戰爭。「漢宮秋」是否太著重悲慘的際遇而忽略了王昭君這位「落雁」美人的德行，和對國家民族的貢獻？是否缺乏了像王安石「詠昭君」詩中所說：「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那種人性的唱詠？ 當然，《漢宮秋夜雨》只是取材於「漢宮秋」，且只是互唱離別之苦，並沒有寫一出關便投河自盡，抹殺王昭君在歷史上對國家民族的貢獻 。（附圖為私藏之景德鎮瓷碟「王昭君」） （四）借名虛構的變文 天馬行空，借名虛構的粵曲很多，首先要說的是《秦淮冷月葬花魁》，曲中描寫秦淮名妓馬湘蘭，因國舅爺加債，奪去「月嬌樓」，馬湘蘭悲失枝棲，正在病中徬徨之際，幸得錢謙益替她贖回屋契，令她驚喜交集。但這曲有很多商榷之處：一、曲中說「卿是秦淮八艷為魁首」便有問題，題目的「花魁」和曲中的「秦淮鬥艷我奪魁首」是指當時當地，當然沒有問題，但八艷之首則有點誇張了。按明「板橋雜記」，八艷是：柳如是（1618-1664）、顧橫波、馬湘蘭（1548-1604）、陳圓圓、寇白門、卞玉京、李香君和董小宛。論美色，說曲藝，不同年代，很難比較，就等於楊玉環與西施誰美一樣；論才華，各有千秋，例如馬湘蘭好畫蘭，柳如是好弄詩，誰人第一，見仁見智。二、錢謙益（1582-1664）比馬湘蘭年輕三十六，馬湘蘭終年五十六歲，錢才過二十，怎能如曲中所謂「與卿今如昔日誓同舟」？反而錢謙益的愛妾是柳如是，而馬湘蘭的心上人是江南才子王稚登（1535-1612）。此曲似有亂配鴛鴦之嫌了。但真奇怪，這首故事虛構的粵曲，卻風行一時，亦足證撰曲人的藝術天份了。再說王稚登，他有詩句：「紅顏薄命空流水，綠酒多情似故人」，其實他應對馬湘蘭的「紅顏薄命空流水」負上很大的責任，因為他一去不回，還說「藕絲無力終愁斷」，與「錦江詩侶」元稹對待薛濤一樣，是否「負心每是讀書人」？ 另外一首經典名曲《蘇小妹三難新郎》，寫蘇小妹（說她是蘇軾的妹妹）與秦少游新婚之夜的浪漫文試，正所謂要洞房嗎？請先過三關，尤其是第三關，曲中那「閉門推出窗前月」、「投石沖開水底天」的對聯，可以說是街知巷聞，可以不必多述了。這故事出自明末清初的小說選集「醒世恆言」、「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觀」。但我們應知道這故事純屬虛構，理由是蘇小妹並不是蘇軾的妹妹，而是蘇軾三個姐姐中最幼的一個，比蘇軾大一歲，比秦觀大十五歲，21歲出嫁時秦觀才6歲，且早逝。蘇軾有和其弟蘇轍有書信來往，但卻找不到和蘇小妹書信往來的一紙半字。而秦少游的妻子是徐氏。所以這個故事，可以說是借歷史人物，「變文」一用而已。但是這個變文，卻是很有文意。 （五）結語 筆者認為從娛樂的角度來看，只要不作惡意醜化，任何變文都應無可厚非，而上面文中意見，是個人從歷史及文藝的角度而言。 明末清初戲劇家李漁有這樣的一套理論，他說：「予即謂傳奇無實，大半寓言，何以又云姓名事實必須有本？要知古人填古事易，今人填古事難。古人填古事，猶之今人填今事，非其不慮不考，無可考也。傳之於今，則其人其事，觀者爛熟於胸中，欺之不得，所以必求可據，是謂實則實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無陪客，幻設姓名以代之，則虛不似虛，實不成實，詞家之醜態也，切忌犯之。」所以李漁的結論是「歷史不可改」和「姓名事實必須有本」。這個理論，遠在後漢年代，已出現在王充的「藝增篇」，他批評「言事增其實」（即言過其實）和「辭出溢其真」（即以假亂真，歪曲歷史），至令「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現代粵劇研究者胡振在他的「廣東戲劇史」前言篇中對「有本」加以認同，他說：「寫小說可以空中樓閣，任作者心意。但寫歷史人物要真實性。」那麼，若果說文以載道，今人寫古事，是否要合乎史實，戲曲才不成戲言和曲解？才能達到朱自清在他的「經典常談」序中所說：「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在娛樂與教育並重，和粵曲文化走進校園的今日來看，粵曲變文，是否要「變得其所」和必要時註明「此故事純屬虛構」或註明出處呢？還是留給撰曲家自行決定好了。 粵曲與變文（此粵韻心聲 網絡版已刊登於「戲曲品味」網上雜誌 ） 寫於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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